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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2022将迎来CCF创建60周年，我们会开展一系列活动庆祝60周年。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内会在CCF会员故事中陆续发布CCF60周年文集中的一些文章。这篇文章是CCF前秘书长杜子德为CCF60周年文集撰写的文章。
从1996年9月1日到CCF工作算起，一眨眼，我在CCF度过了24年半的职业生涯。
我为什么掉到CCF这口“井” 里？
1996年5月8日，CCF理事会换届后讨论秘书处人员配置问题。考虑到当时的秘书长已到60岁退休年龄，CCF的挂靠单位中科院计算所必须为将来的秘书长物色新的人选，决定先找一个副秘书长热身。时任计算所常务副所长的李树贻找到了我。他原先是我的室主任，他认为我还能张罗点事儿，希望我去CCF担任副秘书长，将来再任秘书长。
从研究生算起，那时我到计算所学习工作已经超过十四年了，和CCF秘书处打过一些交道，总体感觉是官腔很重，对人爱答不理，我对它丝毫没有好感。我一向从事技术工作，而且已经留学回来，继续从事技术工作应该是驾轻就熟的，现在让我去这个地方实在有些不情愿，所以第一反应是No！领导又继续做我的工作，我也作了几个月的深入思考，特别是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或许会是不错的，于是最后同意任职。从9月1日开始介入工作，11月1日全职到CCF工作。
在CCF工作，很清闲，年会(理事会换届会议)四年一次，专委各自为政，总部基本不用管，NOI规模很小，找个承办单位组织，学会简报每三个月出一期，平常确实没什么事要做，很是无聊。
到了第二年，香港电脑学会和CCF合作在北京搞“一会两地”。这个会的本质是香港电脑学会的年会“国际计算机会议”，在香港开完再到内地开一次，CCF用人家的品牌开会。我的工作是参与这个会议的组织，包括征文、审稿、出版、找赞助，这些用去了半年多时间。会议10月份结束后，我没事做了，策划了一个科普讲座，没搞成；又策划了一次学术/技术演讲会，但由于学会高层意见不统一，最终也流产了。
YOCSEF小试身手
转眼到了1998年，又没事做了，但却有了许多聊天的机会。一些年轻的很有见地的专业人士常常到我办公室(是路过还是专门？)和我讨论业界的问题，而这聊天却对我很有启发。我想，为什么不搭个台子让这些人公开表达他们的观点呢？这就是创建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的初因。
不过，当时的秘书长对此还是持有不支持、不给钱、不参与的“三不政策”。眼看我的青春时光在白白流失，我不能再等了！我分头找了理事长和各位副理事长，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张效祥理事长首先支持，也得到了常务副理事长李树贻，副理事长唐泽圣(兼任学术工委主任)、汪成为、杨芙清等的支持。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开始组建YOCSEF。我并请这些业界“大佬”举荐青年才俊，担任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5月18日，我主持召开了YOCSEF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副理事长唐泽圣教授也赶来参加，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一批学术委员会(AC)委员包括我在内共有15位，一个月后增加到19位。
AC成立后连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搞思辨式论坛，就业界关心的敏感话题展开开放式讨论。并把论坛定为“专题论坛”，以区别当时以演讲为主的论坛。
搞活动需要花钱，但钱在哪里呢？我找到了联想公司品牌部部长乔健，没有搞定，最后我们一起找到总经理杨元庆。杨元庆说，“子德还是可以相信的嘛！”这是由于1997年我邀请杨元庆参加“一会两地”程序委员会时建立了信任关系。于是我拿到了一笔宝贵的赞助！！
第一次专题论坛8月22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包括党报在内的全国性各大媒体争相深度报道，社会影响巨大。此后，YOCSEF又增加了学术报告会，使得每年活动的频度不少于12次，而且年初就把一年的活动确定下来公布，此后不得改动。YOCSEF的活动和传统的活动方式截然不同，大家也感到耳目一新。YOCSEF几次的成功也使得赞助机构联想电脑公司(后更名为联想集团)对我们更加信任，尔后的几年持续给予了资助。
YOCSEF的成功，使我深深感到，CCF过去那一套体制太过僵化，把人都给束缚住了，我想通过YOCSEF实现一种组织架构上的变革和创新，比如开放民主、彼此平等、领导人公选、任期限定等等。还建立了严密的规则，大家依规行事，违反就惩罚，如连续三次不参加活动或会议就被除名……YOCSEF制定了自律的条例，颁布后严格执行，对AC委员不参加会议且连续达到三次的就除名了。大家看到动真格的，就都认真了。
新的制度带来新的气象，极大地调动了这些年轻人的积极性，大家都感觉是在为自己的组织而工作，也异常卖力。经过一年多的运营，很快在业界就有了影响力。当我终于按自己的想法办成了一件事时，对自己是一种莫大的激励。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学会常务理事会也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质疑YOCSEF的合法性：它是专委还是工委？为什么采用公开选举制？是不是要另立山头？面对这些指责，我也进行了反思。我认为这是不理解所致，于是就到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那里，解释YOCSEF的性质和使命，以及对CCF的意义，并着重讲了YOCSEF只是一个活动，而不是组织。事情终于说清楚了。
那一年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时任秘书长陈树楷由于某种原因辞职，从1998年9月21日起，我代行秘书长职责。另一件事是民政部要求理事长任职年龄不超过70岁，当年12月20日，时年八十岁的张效祥理事长卸任，李树贻担任理事长，任期至当届理事会2000年4月届满止。
2000年理事会换届，正当我做着当秘书长的“黄粱美梦”时，将继任理事长的唐泽圣教授约谈我，希望我继续历练，学会将找一个更加稳重的学者担任秘书长。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选举于4月15日在北京举行，那次选举照例是一次事先安排好候选人的等额选举，自然没有任何悬念。担任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全部要求进入常务理事会，结果常务理事会规模扩到45人，创下CCF历史上最多常务理事的记录。2004年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将常务理事数恢复到33人，2008年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取消了“主席团”这个建制，隔断决策时利益相关的链条。
秘书长没有当上，我的情绪比较低落，李树贻、汪成为等老一辈找我谈心，肯定了我在学会工作的成绩，让我不要着急，继续努力。经过两个月的“痛定思痛”，我从不快的情绪中恢复了，一心一意继续经营两件事：YOCSEF和NOI。这次换届给了我一次深刻的教训：心要放平。
四年之后，2004年4月，当我不再考虑秘书长一职时，秘书长职务却毫无争议地给了我。理事长由李国杰教授担任，我开始和李国杰理事长搭档，开启了变革CCF的征程。
改革初启
2004年上任的理事会是CCF第八届理事会，这也是新旧CCF的分水岭。2004年5月29日召开的常务理事会堪称是CCF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上，新上任的李国杰理事长提出了一系列新政，常务理事会基本上都通过了，这些新政成为学会的意志和今后工作的办会指导原则。
第一，关于开会。根据《CCF理事会条例》的规定， (常务)理事须按时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秘书处必须形成会议纪要，所有与会者修订通过后执行并存档。应该说，从那时起，CCF建立了严格的会议纪要制度，使得决策档案非常完整。
第二，确定了学会的治理架构。把决策层和执行层分离，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负责学会的管理和运营，就如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实际上是扩大了秘书长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办事机构的协调人。
第三，发展个人会员，体现个人会员是学会的组织基础的学会属性，并决定了会费标准，每年200元，学生会员50元。
第四，实行依法办会和民主办会，按规则办事，建立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决定制定若干部内部管理条例：会员条例、专业委员会条例、学会会刊条例和会议组织条例，修订财务管理条例。
第五，树立经营思想，要像经营一个不能分红的公司一样经营学会，用企业化思维管理学会。扩大财力，为会员提供超值的服务；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专职人员队伍，公开招聘专职人员。尽管那时还没有脱离挂靠单位，但是已经有独立自主经营的思想了。
第六，解决专委散漫的问题，规范和提升专委，建立专委创建、重组和关闭动态机制，不搞终身制，每年对专委进行考核。
第七，加强和企业的联系，设立企业工委。
第八，设立奖项，激励优秀。这项决定结束了CCF多年没有奖项的历史。
第九，创建学会会刊《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
以上文件是我和李国杰理事长讨论后由我起草的。我们的想法基本一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默契，这也是此后八年我们并肩作战加快学会改革步伐的“人和”基础。
我在会上提出了工作委员会的设置、职责和任期(改为两年)，明确了工委是总部的一部分(不属于分支机构)、工作费用从总部列支的管理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提出解散传统上的组织工作委员会，停止其“组阁”的职能，而是建立专委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会完全同意。我还提出了未来一段时间学会的整体发展思路。
会员问题是个大问题
尽管依照学会章程，学会必须有个人会员，但是长期以来，学会高层很不赞成直接发展个人会员，而是认为应该由省学会发展。我到学会后，推动过几次，都没有成功。第八届理事会上任后，一件讨论了几年都未果的大事，一次会议就敲定了。但是，在让各专委把委员注册为会员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我主持召开专委工作会议时，31个专委有14个拒绝让所在专委的委员注册和交费。他们说，“我们就愿意在专委待着，不愿意去你的CCF！”情绪非常对立。因为刚刚开始实行个人会员制，我也理解他们的“不理解”。经过一一做14个专委的工作，有12个很快就改变了，但两个挂靠在政府部门的专委没有“攻下”。又经过说服，“保密”可以了，就剩安全专委了。最后“官司”打到了常务理事会。安全专委秘书长专门到常务理事会就安全专委委员不能加入CCF进行了申辩。理由是：安全专委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政府安全部门，属于官员，是特殊人群，不能入会，云云。讲的时候，调门较高，情绪颇为激动。CCF这边，专委工委主任马殿富首先阐明了学会的规则，我接着帮腔，但还没有“拿下”。最后，理事长李国杰说话了。他说，“我们是民间团体，到这里的人一律平等，没有头衔，大家都必须按规则办事，如果你们认为在这里太受限制，那就自己到民政部申请成立一个独立的社团，那会更加自由，但离开以前，必须按CCF的规则办事。”那个专委秘书长哑语了。其后，他们到民政部申请全国一级学会，但未果。此后，该专委所有的委员都入了会，管理方面也完全按CCF规则办事。我卸任前的几年里，这个专委在会员发展、差额选举、和企业结合、开放式运营等方面，做得很不错。
计算机专业人士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渠道正式加入CCF了，CCF有了大发展。四年以后，2008年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CCF又完全开放式地让会员参选和选举理事了，会员的活力大大释放，CCF开始按照3M(会员构成，会员治理，为会员服务)的理念向前发展。从2004年开始发展个人会员，到2010年就有两万多付费会员了。ACM是国际领先的计算机学会，当我2007年去纽约总部和他们洽谈合作时，他们不理会我们，但到2010年，他们主动过来，并在CNCC2010年开幕式上签署了合作协议。到2021年3月1日我卸任秘书长的时候，CCF的付费会员达到了8.3万。
脱离挂靠，独立运营
2004年开始变革时，CCF还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尽管我们从思想上要独立运营，不依赖与挂靠单位，但是，事实上还有一根线牵着你，组织、人事、业务、财务等不免有些掣肘。
2006年，中国科协和民政部推行社团改革试点，从中国科协下辖的200个学会征询改革试点学会，结果，只有CCF和中国营养学会愿意进入这个行列。
9月11日，时任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的沈爱民(后升为党组成员)把李国杰理事长和我找到中国科协，亲自商谈，提出几点要求：(1)脱离挂靠，人财物和机构都独立于原挂靠单位；(2)发展个人会员，且每年增长25%；(3)民主办会，建立良好的治理架构，正副理事长差额竞选，会员代表由会员按选区产生，建立良好的议事规则，设立独立于理事会的监督机构；(4)专职人员100%对外公开招聘，而且秘书处人数至少在10人以上，有独立的办公场所；(5)财务收入每年增长15%，且财务公开；(6)承担社会责任，设立奖项，职称评定，项目评审。如果CCF同意上述要求，拿出具体计划，常务理事会通过，和中国科协签署协议，三年为限，中国科协每年支持30万元共90万(那时CCF的收入每年也就百十万，每年30万感觉很多钱了)，每年检查，三年后验收。
实际上，中国科协要求的都是我们已经做了或正在打算做的，只是挂靠的事情我们说了不算。中国科协提出要脱离挂靠，正中我们下怀，不禁暗自庆幸！就李国杰理事长而言，也对挂靠这一制度不解，他在美国留学，从来没有见那个社团有挂靠。这些要求对我们而言都不是问题，于是满口答应，当然，计算所和常务理事会也都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科协这次变革的要求是CCF改革的助推器，脱离挂靠真正让CCF走上了按照社团规律发展的大道，速度明显加快。
一年半过去了，2008年4月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换届选举。中国科协也想看看CCF是不是真的差额选举，于是，沈爱民部长和他的几位同事到了CCF的选举现场。当时副理事长应选7人，候选人是13人，常务理事应选24人(正副理事长和秘书长9人是当然的常务理事)，候选人是47人，几乎都是二选一。会员们第一次有了如此开放的竞选机会，都很兴奋，也不考虑落选会丢面子一类的事。候选人们排着队上台演讲，场面十分壮观。沈部长一行看到选举是如此的真刀真枪，没有半点虚假和做局，选举还没有结束，他们就放心地走了。真心感谢中国科协和沈爱民部长，如果没有那时的脱离挂靠，CCF怎么会有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会员、这么多服务产品、这么大影响力？更不要提还创建了苏州业务总部(大楼)！现在的发展状况大大超出中国科协当年的预想。
理事会很重要
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2004年4月17-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法律”，《CCF理事会条例》，为以后理事会的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条例规定，“如果(常务)理事连续两次不出席(常务)理事会，视为自动放弃(常务)理事资格，不再行使其职权”。
在2006年6月3日召开的CCF八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上，鉴于常务理事卢明(长城公司)、全春来(航天部二院)此前已连续两次未参加常务理事会，根据《CCF理事会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这两位理事已失去常务理事资格。会议对于是否应不折不扣地执行《理事会条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有常务理事认为，对于志愿者(理事、常务理事)，不应太过苛刻，应该有点人情味，希望会议修改理事会条例。但旋即又发现，这个条例是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常务理事会无权更改。这样，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位常务理事出局了。后来，相继又有多位理事违反了该条例的规定而出局，其中两位是院士。大家看到动了真格的，都非常小心翼翼，生怕踏了“连续两次”的红线。此后的CCF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没有一次出现未达到三分之二出席率的现象。
那时候，对违规理事的“操刀”是责成秘书处执行的，即秘书长操作，于是大家以为是我把他们“除名”了。其实不是，我没有那么大权力，我充其量是一个执行者而已。为了避免执行机构同时也是一个监督操刀人，从2008年开始，CCF设立了监事会，专事监督理事会和理事长，黄永勤担任监事长。她当过所长，也是一个只认规则不认人的人，这样我就解脱出来了。
2011年11月25-26日召开的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又作出了许多非常重大的决定：(1)强化了会员代表大会的权力，它的权威和权力体现在对学会重要规章的制定及学会重要领导人的选举上，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监事长及监事由会员代表直接选举(这一规定得到了民政部的大力支持)，而非过去由理事选举理事长及副理事长。会员代表还要对理事会、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工作进行评价打分。(2)高层任期和规模的变化。理事长任期为四年，不得连任；缩小了副理事长规模。本次设立了4名荣誉副理事长，3名执行副理事长。而此后的四年间，这些名誉副理事长未参与学会任何工作，也未到会一次，荣誉感没有充分体现，留之无实际意义，于是，从2016年起取消，副理事长改成了3名。(3)设立常务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在常务理事会开会前先行开会讨论议案，提高了常务理事会决策效率和质量。(4)监事会不是理事会下辖的机构，而是在会员代表大会下设立的和理事会平行的机构，确保其独立监督的权力，如理事长半年不在国内，监事会可以直接弹劾。(5)明确了对秘书长的聘任，而非“选举”。从“选举”到“聘任”的二字之差进一步明确了秘书长的角色，即“雇员”。(6)设立了利益无关的提名委员会，使得正副理事长和监事长候选池中不但数量要满足差额，候选人的品质也要高。
依法治会
CCF的专委数超过三十个，有的搞得比较好，有的没什么活力。多年来，总部对各专委会采取的是自由发展的态度，专委的财务更是和总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有的专委还搞起了公司，乱象丛生。如1998年，当时的微机专委就因为经济问题被一个公司把CCF告上了法庭。2004年起，CCF逐步开始规范专委行为，对于新出现的技术领域，成立了新的专委，对于没有学术活力或没有需求的专委则予以重组或关闭，例如重组了中文信息技术专委，关闭了Petri网专委及多值逻辑和模糊逻辑专委。
长期以来，专委对总部的财政贡献是零，这很不正常，这正如一个分公司不给总公司上缴利润一样。国际上的同行学会如ACM和IEEE，旗下的SIG或TC(都可理解为专业委员会)都要向总部缴钱(Overhead)。2017年1月15日，我在CCF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要让专委上缴“法定费用”的动议，遭到了大多数常务理事的反对，导致该议题搁置。此后的一年里，我又重新审视《CCF会议组织条例》，发现这部规章里没有规定承办CCF活动应上缴费用的规定，这是一个漏洞，应该补上，于是动手修订这部条例。在举行常务理事会议之前，我和相关的常务理事做了深入的沟通和讨论，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同意，2018年2月4日举行常务理事会议时，在场的31个常务理事全部同意新修订的《CCF学术活动组织条例》。此后，让专委上缴总部费用也就有了法律保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专委发展的历史性进步》，发表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
在CCF的常务理事会上，大多的议题都和立法有关，有常务理事感到很乏味枯燥，但我还是坚持，因为我知道，只有法律的支撑，CCF才会有规范的发展。CCF治理靠“法”，而不是所谓的“行政命令”。
CCF的决策要保证与参与者的利益无关，或者说，利益相关者不得参与决策，否则妨碍公正。为了能够使CCF的财务更加透明，我动议设立司库，监督日常的财务收支，司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学会的账目，实际上就是监督秘书长。司库每年还要向常务理事会报告预算和决算。此外，我还动议在常务理事会成立薪酬委员会，由他们决定我的工资和奖金。这些看似繁文缛节的做法得到了理事会和会员们的极大信任，因为非常透明，尤其在钱的问题上。
在CCF，秘书长由理事会和理事长制约，把秘书长的权力关在笼子里，而理事长和常务理事会由监事会监督，秘书长则“监督”监事会，防止它“放水”。三方面相互制约，保证了学会治理的收敛。
从上面的一些故事可以看出，CCF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由于我们持续地坚持变革，CCF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社团。同时，CCF也像一条磨刀石，不断地磨砺着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 CCF成就了我，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我。
杜子德
CCF前秘书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顾问，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执行院长。1998年创建YOCSEF，2005年当选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主席，2009~2015年担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信息与通信委员会秘书长，2004年4月-2021年2月任CCF专职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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