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瑜：一个专职员工眼中的CCF文化 | CCF创建60周年文集-18

  我2005年5月到CCF工作，跳槽前我对新工作的想法很简单：工作清闲和有健全的社保。当朋友告诉我CCF秘书处在招人时，特别提到他们朝九晚五，每年就组织开几个会议，肯定挺清闲，于是我递了简历。时任秘书长杜子德面试了我，还留了中英文笔试作文和一本中英文字典，像学生考试一样。当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在原单位大小也是考核别人的角色，看这架势差点儿就打了退堂鼓，不过最终还是到CCF了。到我入职后，哪儿有什么朝九晚五的清闲，先是负责支撑YOCSEF工作，那些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青年精英们，不是晚上开Club就是周末举办专题论坛。2006年，我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年底，在中国科协支持下，CCF启动了全面改革。此后的十几年里，CCF在组织架构、学术活动组织、市场化运营、促进产学研合作、员工职业化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我有幸参与了CCF的改革，在越来越忙的工作中，体会到了改革的艰辛，也品尝到了发展的快乐，期望清闲的梦想早已化为泡影。尽管与求职时的“理想”背道而驰，我倒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除了是一个值得珍惜的饭碗外，CCF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求真务实、尊重规则、志愿者精神等，很符合我的价值观。在这里不是因为“官大”就说了算，而是按规则决策；也不是因为“官大”就能豁免于规则的约束；在这里讲究工作实效，虚头巴脑的东西没有市场。十多年来，作为CCF秘书处的专职员工，我经历了很多故事，其中一件是2006-2019年我负责支撑计算机专业工程教育认证，这是我从头到尾完整支撑的一项工作，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能特别好地体现和践行CCF文化的集体。

  2006年，计算机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在我国没有任何基础，CCF承接了认证这项工作，没有经验，从头做起。工作启动后，主要是依靠专家的智慧和奉献精神。一边学习和总结，一边建立规则。刚开始，李晓明教授自己到美国听课，录下后回来反哺其他认证专家，此后，更多的培训是由陈道蓄教授完成的。关于规则，专家们从最基本的工作规范和认证标准着手，通过编写规范、现场实践、考察学习、不断迭代的持续改进，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计算机专业工程教育认证规范，包括认证的标准、专家遴选和考核规范、考查纪律、认证组长职责、审核规范等。工程教育认证是典型的边学边干，CCF给予专家充分的信任，专家们也特别认真，每年两次的集中会议，都会预先征集认证的问题，集中讨论，给出解决方案，并及时告知全体专家，确保后续工作有规可依。

  执行规则比建立规则难度更大。刚开始时，每到一个被认证专业点，其所在高校对认证专家组招待得周到备至，用餐和住宿自不必说，还送给专家礼物，小到洗漱用品、高档文具，大到服装、纪念品等。计算机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组率先做出不允许专家收取被认证专业方任何礼品的规定，包括洗漱用品。在执行初期，专家感觉有些尴尬，因为大家都是同领域的熟人，时常见面，招待专家又是国内不成文的习惯，拉下脸来拒绝显得不近人情，但是计算机认证团队硬是严格遵守了这个规定。作为秘书，我也想了很多既坚持原则又不伤害彼此感情的措施，比如，提前把现场考查要点发给专业方，特别提醒考查纪律。刚开始时有些专业方可能觉得这只是客气一下，依然还会准备礼物，但认证专家离开时将礼物全都放在住处，让专业方收走。有一次，一个高校给认证专家在资料里夹了几张有价参观券，有个专家发现后，主动向CCF秘书处报告。当秘书处询问现场考查组组长时，组长也在资料中发现了参观券，主动作了检讨。最后，秘书处将参观劵全部回收后给学校寄回去了。后来，在计算机专业认证中，不拿礼品已经完全成为专家组的自觉习惯。

  还有一件令我非常感动的事。按照规定，不管谁，要想成为认证专家，必须先参加专家培训，然后以见习专家的身份参加现场考查，通过考核后，才成为正式专家。2007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完成认证后，时任副校长的陈平教授对认证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很感兴趣，计算机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组非常希望他能成为认证专家。我作为秘书和他联系时心里很打鼓，心想，他是副校长，同时还是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委员（也就是我们的上级），我怎么和他说要求他必须参加培训、当见习专家的事情呢？此前，也有个别专家对这个要求颇有微词。没想到当我和陈老师说完这些后，他爽快地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后面果然严格按照规则参加培训和现场考查见习。

  随着我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WA），加上教育部将认证的结果用于专业评价，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热潮，越来越多的专业申请认证。为了保证认证质量，计算机专业委员会对受理名额卡得很严，这就难免有专业方上门公关，公关自然不能空手。对于送礼和送钱的，我们劝对方把东西拿回去，否则不受理其申请，再把东西寄回去。计算机专业委员会制定了约束规则，同时明确了审查制度。这些年来，不论专业方如何希望给予照顾，计算机专业委员会始终严格按照规则行事。作为秘书，我这边也尽力严格工作流程和保密措施，避免专家受到干扰。一次，有个专业方动用了非常硬的关系，我很担心该怎么应对，但是专家并没有用他的影响力来左右结果，这令我非常感动。CCF曾经希望借工程教育认证帮助CCF刚刚创建的CSP（软件能力认证）开拓市场，比如在受理时适当倾斜，但是计算机专业委员会认为，必须要保证认证质量，不够格的坚决不能受理。曾经有其他专业认证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问我计算机是如何“摆平”各种关系的，实话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我还真没有碰到计算机的委员或专家用他的影响力来游说的，用一位委员的话说，“找你做不了什么，找秘书长杜子德也做不了，机制保证了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非常庆幸在我支撑计算机专业工程教育认证的13年里，遇到了这样的专家和委员会，由于他们对规则的坚守，让计算机专业认证工作非常简单、专业、纯粹。

  工程教育认证完全是靠志愿者支撑的工作，每年专家的工作量很大，包括：年初参加专家培训；4-5月根据安排审查上半年自评报告，参加1-2次现场考查并完成现场考查报告；8-11月根据安排审查下半年自评报告，参加1-2次现场考查并完成现场考查报告；11-12月根据安排参加来年认证申请的审阅。如果是组长还要按流程组织专家组考查，完成考查组现场考查报告并根据委员会意见完成认证报告。委员还要参加每年两次的委员会会议，阅读现场考查报告，审议认证结论。一个专家承担的工作量是脉冲状高发的，一份申请书大约2-3厘米厚，自评报告不少于5厘米厚，阅读量相当大，特别是在申请书和自评报告模板尚不规范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材料的厚度更加夸张。专家需要在大量的文字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加上后来认证协会要求一份认证申请需要五位专家的独立审核及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一百五六十份申请就是近八百人次的审查要求，对于正式专家只有百人的计算机专业委员会，要在2-3周时间内审核完毕并给出审查意见有相当大的压力。现场考查更是需要加班加点至深夜。但是，除了认证协会对现场考查专家发点劳务费外，其他工作全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这在其他一些专业认证秘书处的同行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专家们的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我，虽然我是专职工作人员，但我除了这项工作，还有CCF秘书处以及作为办公室主任需要处理的很多工作，加上后来认证协会要求所有阶段性结果都要上传至协会网站，工作量更大，工作时间内很难完成。尽管如此，我也不曾有任何怠慢，哪怕加班加点，搭上许多自己的业余时间。

  非常遗憾的是，因为一些不可直说的原因，CCF最后无奈地终止了计算机专业认证的组织工作，但是这个认证集体的专业、自律和志愿者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计算机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只是众多CCF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充分体现了CCF的风格、凝聚力和魅力，这就是CCF的文化，我为自己曾经在这里的工作感到骄傲，也希望这个文化能继续传承下去。

朱征瑜 

曾任CCF COO、CCF副秘书长，获“CCF杰出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