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元春：共建学术共同体 | CCF创建60周年文集-13

CCF是中国计算机从业者的学术共同体，上世纪80年代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本科时就知道有这个高大上的学会，读研时还参加并辅助导师筹划学会名义下的学术活动，直到1998年参加到YOCSEF学术委员会之前，并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与学会建立起这么紧密的联系，至今已经成为我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二十多年，参与和见证着CCF向着理想中的学术共同体迅速成长。

YOCSEF的舞台和责任

带我走进CCF的应该是1997年举办的第一届863计划人才班，在北航集中学习并行计算、计算理论、互联网、VR/MM等4个专题一个月，导师都是业界泰斗，同学的青年学者中，有几位就是YOCSEF的“始作俑者”，故很快把我拉进了YOCSEF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

在当时，YOCSEF极大地调动了青年人的热情和责任，委员之间密集而深入的思想碰撞，不仅体现在论坛选题，更多体现在组织机制建设上，迅速形成“以思辨为基调，以严谨为作风，以协作增力量，以规则促发展”的鲜明色彩，YOCSEF的活力也迅速转化成业界影响力。

我曾于2018年获得YOCSEF 20年贡献最大荣誉委员奖，参与不可谓不多，印象深刻的是打底的制度建设和责任担当。

2018年5月，在“YOCSEF未来之路”论坛上发言

“YOCSEF是什么？”是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给这个新事物的定性，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虽然自成立起，就有了条例，但具体工作在实践中的各种碰撞，也使得学习和修订“帮规”成为大家统一认识的一项必要工作。犹记得第一届委员会解读和修订“帮规”的会议，当选主席李明树主持会议，以不达一致不散会的坚持，激烈争辩、通宵达旦，形成每位委员都要积极参与、不贡献就退出、机构负责人公选并快速迭代的基本规则，并严格执行，事必躬亲的能力才是YOCSEF委员“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我在YOCSEF也向同志们进一步学习了认真负责的精神。2000年3月，与刘九如一起主持《中国IT业如何面对WTO的到来》论坛，当我们坐到主席台上时，九如从包里拿出满满几页手写的论坛主持资料，面对这个大主编的事先“功课”和我面前的白纸，我立刻红了脸，觉得自己在认真上是远不及格的。无论功课形式如何，“做好功课了吗”至今都是我在主持活动和课前对自己的必答题。

YOCSE二十年文集中的第一篇征文就是我的《一次补入“YOCSEF大事记”中的大事》，记录了YOCSEF历史上第一次网络论坛——我和梅建平主持的《发展中国“芯”的思考》，原计划2003年5月举办的论坛由于突如其来的SARS，被迫宣布暂缓。这个论坛涉及的问题很尖锐（今天，更尖锐），论坛举办的必要性在多次沟通中被一次次明确和肯定，但是，如何举办呢？我大胆提议，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办，办YOCSEF的第一次网上论坛！承蒙《计算机世界》帮助建设了一个YOCSEF网络论坛的支持系统：主持和嘉宾音视频分享在网络平台，听众文本互动。6月13日，论坛在网上举办，特邀讲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发表真知灼见，与网上的百余名经推荐、确认、实名注册的“听众”一起探讨中国“芯”的发展之路，共同为中国“芯”的发展之路怎样走出谋划策。 不知为何，这个论坛并没有被收录到最初的YOCSEF大事记中，之后才在我的提议下被补录了进去。从现场到网上，从缺失到补录，这样的坚持，正是担责的体现吧，故以文记之。

YOCSEF的主席任期短、委员退出快实际上决定了其快速扩展模式，不断纳新，从最初举荐“新人”时还要先向他们解读和推荐YOCSEF，到如今YOCSEF几乎成为多数IT青年的向往，传承YOCSEF优秀作风则成为YOCSEF快速发展中的重要论题，早期的大部分委员，都是退而不离，持续关心YOCSEF的健康发展，亦是责任的延续。

创建专委共襄发展

我的研究领域是人机交互、普适计算和多媒体，这些是上世纪80年代PC革命后涌现的新技术领域，而专业委员会方面，国内还是空白。读研期间，曾参与教研组老师们提议筹办多媒体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多媒体”（multimedia）这个术语，在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还有：多媒质，多媒介等，经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为多媒体，老师们积极推动相关学术团体成立多媒体专业委员会（CSIG于1992年成立了多媒体专委会，主任徐光祐，CCF于1994年成立了多媒体专委会、此前在外部设备专委会下设多媒体学组，主任钟玉琢）、发起和组织第一届（1992年）全国多媒体技术学术会议。这个过程，深受老师们学术创新精神与学术团体奉献精神的熏陶。

普适计算专委选举会议 2005.5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研究向多媒体的感知质量保证与自然交互性延伸，接触到发展空间广阔的ubiquitous/pervasive computing的研究，新世纪初还到MIT做高访，参与其AI Lab与LCS联合开展的、以pervasive computing为目标的Oxygen项目研究（正是因为此项目的开展，MIT的上述两个实验室在2005年合并为CSAIL）。又是进行了较长时期中文术语深入讨论其内涵，我在清华的课题组中提出将其定名为“普适计算”，并获得863计划“普适计算时代的人机交互技术”项目的研究资助（2001年），进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邀请百余位学者召开了“普适计算”研讨会（2002、2003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专业学术组织成为促进这个领域发展的必要工作。作为年轻学者，我主动承担工作任务，与诸多专家学者沟通交流，组织申报材料，2004年向CCF提交了成立普适计算专业委员会的申请。学会在12月的理事会（我当时并不是理事）上通过了成立专委的申请，同时也提出了年轻学者负责专委工作的建议，打消了我辅助资深专家担任秘书长的设想，鼓励我参选专委会主任，这个建议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也是CCF改革风貌的一种体现吧。2005年5月的选举会上，理事长李国杰亲自参会，秘书长杜子德主持会议，我全票当选为专委会首任主任，时年38岁，实感责任重，唯有恭敬这份重任，方不负学会、尤其是专委同事的信任。专委在当年即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普适计算学术会议，YOCSEF学术论坛，发布了发展报告，当年还在CCCF上出了“普适计算”专题，专委委员扩大的同时还成立了4个学组，联系相关学者和业界人士，专委活动丰富、有影响力，我国学者也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一定影响，不但在国际顶会、顶刊上发表论文（我国学者陆续在ACM CHI、ACM Ubicomp、IEEE Pervasive Computing上首发论文），还于2009年申报成功ACM Ubicomp 2011在北京举办，这是普适计算顶会首次进入亚洲，也是我国在这个专业领域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在普适计算专委会人机交互学组基础上，2013年，CCF批准成立了人机交互专委，我作为副主任辅助戴国忠老师（主任）工作两届后，于2019年当选为专委主任。人机交互是个典型的交叉学科领域，又是智能终端创新的前端和标志性技术，专委开展的多种学术活动有效促进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在国际顶会上从只有海外华人学者论文到今年国内高校（清华）荣登ACM CHI论文数榜首、2013年以来几乎连年都有国内学者的获奖论文；同时，专委会更注重与产业的结合，持续开展与业界的专题论坛，专委平台自然成为产学研合作的平台，促成了系列校/所-企联合实验室的建设，技术创新直接赋能我国智能终端产业走向世界前列。

CCF的工作创新还体现在对学术会议的新的组织方式的鼓励。人机交互、普适计算、多媒体这些研究领域既有着各自的标签，又有相互交叠，专业领域“边界不清”也是计算技术深入发展的一个特点。为了承载和促进此类的交叉融合，自2005年起，CCF的三个专委召开名为“和谐人机环境（简称HHME）”的联合学术会议，共同的大会报告和交叉论坛下还包含有人机交互、普适计算和多媒体学术会议。2017年，多媒体研究的数据处理和数据驱动的特色突出，脱离HHME、仍单独办会，而与HHME理念更为接近的可穿戴计算会议则加入HHME，更符合不断出新的用户终端和AIoT（智能互联）迅速发展的趋势。联合和分离，交叉和融合，都体现着计算技术的发展特点，很欣慰的是，学会打造的学术共同体及其活动形式，则支持和顺应这种变化。

CCCF专题主编61期

多年前，子德曾从我办公室的书架上“掠”走了很多本CCCF的创刊号——2005年3月出版的CCCF的第一期。这是2005年普适计算专委成立时，两位主编（主编李国杰老师和执行主编冀复生老师）跟我讨论约稿《普适计算》专题时留下的创刊号，不经意间成了CCF的“文物”。

2004年，CCF终于改革成为一个以个人会员为基础的学会，活动越来越多，会员发展快、参与度高，在这种情势下，李国杰老师明确指出：学会要姓“学”，要做好学术活动，搞出学术产品。因此，出刊成为学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定位于面向读者、面向全体会员的学会通讯，应运而生（李老师作为理事长，主动担当了主编重任），至今，影响力越来越大。（这里，我还要对类似的两件事表示遗憾，一是我提议的CCF的另一个学术产品——CCFP（CCF会议文集）虽也在2005年以高标准启动，但至今未能形成期望的影响力；二是早在1999年，我觉得YOCSEF举办的活动很有意义，但传播内容仅以一页邀请函为主，就下决心在自己主持的学术报告会前，与当时的技术普及杂志《微电脑世界》合作，请记者事先采访讲者，形成有深度的观点文章，在学术报告会上发给观众，效果很好，但这种方式显然工作成本很大，并没有推广开来。）

正如李老师在创刊号上指出的，CCCF作为学会的会刊，要多发表有深度和可读性的文章，揭示计算机学科方向发展的“深刻动因”，要多发表激发想象力的好文章，“成为激励自主创新的号角”。而专题，从发刊起，就占据着CCCF的封面（事实上，专题最初几年就叫做“封面报道”），不仅文章总体篇幅占比大，而且主题突出，是当然的“重头”，办好的责任当然也重大。2011年底，我接过了聘书，也就接住了这份责任，一份紧绷的责任，并且，本来一年一聘的岗位，一年后是一聘两年，又两年后是无聘的两年，“意外”地为专题连续工作超过五年，出刊61期。

那么，专题是如何选题的呢？每年12期，除了每年CNCC特邀报告的一期，另11期，形式上看，以编委的邀稿为主，邀请业界专家、学会专委等学术活动主导者组稿，而本质上，包括CNCC特邀报告在内，是在揭示计算机学科方向发展的“深刻动因”上的选题。首先，在编委的组成上，聘请不同学科方向的专家，以能在选题范围的感知和判断能力做到尽可能敏锐；第二，采用邀稿（邀请专家组稿）而不是投稿为主的组稿模式，以尽可能写出专家高度视角下的态势；第三，每半年一次的选题会，编委要带着会前布置的“作业”充分交流讨论，形成新近热点方向上的选题、并落实每一选题的特邀编辑，而会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编委在自己熟悉和有兴趣的学科方向上做选题和选人的综合分析和交流的过程，以能带来有内容、有观点、有人选的选题建议，即会前“作业”。专题选题的总体草图就是在这种方式下绘就的，基调是宽（选择范围）、新（方向和动向）、深（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无论资历）。

CCCF编委换届会议 2011.12

而每一期的专题就像一幅画卷，当然是由特邀编辑和文章作者共同绘制的。作者不乏学术论文写作经验，专题文章的布局和写作，体会要义、具有经验的，则不多。为此，专题编委还为每期专题指定一位责任编委，与特邀编辑和作者密切沟通选题内容和写作表达。首先，专题是一个整体，要体现特邀编辑作为领域专家的学术观点，这体现在特邀编辑对研究论题的结构和作者的选择上，专题作为有结构的整体、而非一组文章的简单汇集，就体现在读者最终看到的每期的专题导言，要观点鲜明、言简意赅，使作为大同行的读者能迅速抓住一个不甚熟悉甚至全新领域的要义及其研究探索的布局。在作者的选择上，编委总是希望多侧面地反应专题内容，一线年轻人、企业人士，是编委常向特邀编辑（往往是学术界专家）建议考虑的人选，并鼓励国际同行的积极参与。同时，专题文章不同于一般的写给小同行研究进展的学术论文，是希望让大同行看得懂、读的下、生兴趣的，公式推演等常见的学术论文的内容在专题中几乎是禁止的，这样的写作表达，对大多数作者，反而是较大的挑战。与专题作者的写作表达沟通，往往成为责任编委的主要工作，其中，规避“论文综述”模式，又成了作者跳出既有思维表达模式的挑战。样例，则是多年积累中专题编委能给作者的有效参考和启发，国际上则有更多的参考，李老师在编委会上就常常建议编委“专题的作者多看看《科学美国人》发表的大牛们的文章，学会讲故事，学会用非学术名词将科学技术问题讲明白。”

前面说，专题主编是一份紧绷的责任，的确如此！由于选题的新颖与时效性的要求，组稿时间往往不超过半年，出刊流水线上的累积稿件往往很少，保证每一期的节奏成为我作专题主编的日常任务。在这五年中，几乎每天必发CCCF主题的邮件，在这种紧张的工作节奏中了解新的内容，倒成了我高效学习的好方式，也是对我负责工作的一种回馈吧。受聘专题主编“时效优化”最显著的一件事就是CNCC特邀报告当年出刊。CNCC一般是10月以后召开，特邀报告是学会学术活动的最大载体，是CCCF每年一期的特殊专题，此前是安排在第二年的第一期出刊，留给整理演讲稿的时间已经很是紧张了，我作为专题主编后，希望“不过年”、当年出刊，也就是说至少要再提前一个月，所以，2013年的CNCC后，我动员编委和我的同事和特邀报告讲者一起高强度工作一周，当年12月就出了CNCC2013的特邀报告专题，并就此形成当年出刊的惯例。

由于我本人研究人机交互，与设计领域有合作，为了提高CCCF平面设计的专业性，还建议编辑部聘任专业人士和团队承担会刊的设计任务，尤其是封面设计，由设计师在理解专题内容的基础上原创，在视觉表达上放手给设计师，希望其设计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这些年来，从作者和读者的反馈上看，是很认可和欣赏的，也从总体上提高了CCCF的出版质量。并且，一定意义上，专题又回归了创刊时期的“封面报道”。

2017年3月起，我不再担任编委了，作为读者和作者，每月的CCCF仍是我的期待。

常务理事履责4届

我于2005年加入理事会，2008年第九届理事会起，连续被选为4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更直接参与学会的建设和治理，而我的积极参与，紧紧面向一个优化目标：建设好这个中国计算机专业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产品和学术服务能力是学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中心，学术产品主要来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参与者，服务能力则主要体现为秘书处的工作能力。专委基础上，学会层面的学术产品主要体现在CNCC、出版物、论坛、ADL等，基本上是这十多年来“增长”出来的，我常常是动议者或动议的支持者，并尽可能亲力贡献，比如，我曾于2012年担任CCCF副主编和专题主编的同时担任ADL工作组长，在常务理事会力争为办好高水平的ADL设立专门的预算经费，以保障我们创建的ADL的授课和推广模式，虽然最终并没有使用完预算，ADL当年还成为学会盈利最高的产品，至今仍是学会的高价值品牌活动。

秘书处为学会活动和会员成长发展的服务能力这些年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常务理事会上，涉及这些能力建设投入，比如学会网站、会议服务网站、出版物质量等，我总是建议加大投入，包括资金和人员。相关活动和工作，也积极参与，如走进高校、学术工委、女工委等。学会服务社会发展方面，除了吕梁扶贫项目之初即亲赴贺家岭，还在我2013年担任青海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对口支援）时，力促学会设立了“西部计算机教育提升计划”，支持和资助青海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宁夏大学等西部5校的师生与教研活动，目前的支持面更广，这些活动发挥和扩展了学会的社会服务能力。

常务理事们都能够负责任地参与学会治理，能做到非专职很专业，例如，2014年12月，中国科协第七次学会改革发展论坛，正副秘书长都很不凑巧有其他要事冲突，临时电话要我这个常务理事（科协才同意）前去参会和代表CCF发言，我做了《提升学会服务科技工作者能力的思考与实践》的发言，并现身说法解释CCF的“群体自服务”理念和做法，这时其他与会学会人员才知道我只是一个本职是教授的志愿者，可以把CCF的服务理念、架构、工作方式讲的清楚而具体，获得与会者的赞许。

2018年2月获得“CCF卓越服务奖”

参与CCF工作的直接记录是书柜中一大摞CCF的各类证书，“大”到卓越服务奖，“小”到理事会“全勤”证书，以及优博论文导师等荣誉（顺便提一下，这些证书多数都有序列编号，这种规范性和可追溯性也是采纳的我的提议）。其中，我很荣幸获得学会的最高服务褒奖：“清华大学史元春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为CCF的变革和发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作出了重要贡献。CCF决定授予她2017‘CCF卓越服务奖’，以表彰她的贡献。”这是对我们共同成长过程的肯定，我将继续与同仁们共建更好的学术共同体：CCF。

史元春  CCF会士、常务理事、人机交互专委主任，CCCF前副主编、前专题主编。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是人机交互、普适计算与多媒体。曾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