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光：展望CCF的未来60年——建设好中国计算界的评价机制| CCF创建60周年文集-10

从1998年参加YOCSEF组织的报告会开始，我已经参与了CCF活动20多年，亲眼见证了CCF发展成国内外知名的学术组织，能够为会员提供多样的服务。我作为志愿者也参加了多个CCF组织和活动，比如曾任YOCSEF主席，组织主持了CSP技术委员会，担任副秘书长等，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伴随着CCF一起成长。在CCF成立60年之际，我想谈谈我对CCF未来的想法。

在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CCF未来的发展面临很多机遇，不管是扩展到与计算相关的交叉学科，还是尝试向产业界提供更多服务，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但无论如何，CCF的基础在于学术界，解决中国计算机学术界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建设好中国的计算机学术界仍然是CCF的立会之本。因此，我对CCF在未来60年的期待是：促进中国计算机学术界形成更加良好成熟的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国家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推行破五唯制度、代表作制度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靠论文发表的期刊会议档次和数量评价的弊端。一些学校还把国际同行评估作为教师入职的必须环节。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在评价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票、人情票等仍然非常严重。更糟糕的是，有些评价机制的改革措施（如设置独立的项目建议者、立项评审者和后续责任专家）强调了评价机制的形式正义和过程免责，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过去两年，国际环境风起云涌，中外脱钩的传闻不绝于耳，我一直在想，如果真正脱钩了，对我国科研影响最大的是什么？除了众所周知的光刻机、工业软件、GPU等具体技术的限制外，我觉得对学术界最大的影响可能是无法利用国际同行评估，我觉得这甚至是比具体技术突破更为困难和影响深远的部分。

形成有效的同行评价机制主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足够多高水平的小同行，就是能够真正看懂要评价的工作；第二要有相应的社会文化，能够进行独立的建设性的批评。现在国内在这方面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高水平人才浓度不足，为了流程上的合理，经常出现评审专家水平不足，以及跨领域使用院士的情况，造成评价的专业性不足；第二在社会文化上陷入了囚徒困境，鉴于大家都想办法拿到评委名单打招呼，如果大家都打招呼，坚持不打招呼的人就会吃亏。

CCF在遏制这种情况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比如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从2009年开始，委托CCF进行博士论文的匿名评审，所有评审专家由CCF选择，清华大学不进行干涉，这就极大程度避免了导师对学生论文评审专家的干预和打招呼，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论文维持高水平，特别是减少水平不合格的论文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遏制打招呼的文化上，CCF的各种奖励评选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评审名单保密，评审时关闭手机等等。在组织文化上，CCF 从YOCSEF开始，一直提倡平等公开的文化，组织内部直呼其名、公开的差额选举、提倡社会责任等，都是对传统等级文化和文革遗风重要的拨乱反正。应该说CCF在治理结构、组织文化上已经取得非常重要的进展。也正是这种文化吸引我，在CCF一直积极服务。

那么CCF如何在未来进一步促进中国计算机学术界形成更加良好成熟的评价机制呢，对此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1） 增加海外评委和国内企业研究院的评委比例

海外评委相对来说和国内学术圈的利益冲突比较小，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海外的学术文化对于打招呼这种现象的容忍度较低，因此对于增加评估的公正性有一定帮助；企业研究院的评委也是类似的，例如微软研究院的研究员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与国内学术界的利益冲突也相对较小。

（2）严格实行评审专家名单主席负责制

即评审专家名单只有主席和CCF具体操作人员知晓，虽然这看起来会造成系统中的“单点故障”，即如果主席不是“好人”，那么整个评审都有问题了。但是，主席负责制有一个好处，就是责任清楚。如果这次评审，专家名单满天飞，那么这几乎肯定是主席泄露的。

（3）实行真正的提名制

记得我提名过陈云霁/陈天石兄弟的CCF奖励，他们直到被通知获奖才知道有人提名了他们。所有的提名表格都是我独自完成的，没有请他们帮忙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提名的意义，即提名人要对所提名的工作有了解，并凭着自己的理解叙述其贡献，要真金白银地投入时间，而不只是在推荐信上签个字。近来的奖励感觉又恢复了申报制，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个倒退。

前面讲过，学术评价机制与高水平小同行浓度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在现有的社会文化下期待能建设独善其身的学术评价机制本身就是逆水行舟的行为，可能我们发现这些建议根本无法实行，或者是即使能够实行，还是能够被绕开。可是即使这是西西弗斯的石头，我们也应该去推它，不是吗？

陈文光 CCF副秘书长、理事，曾任CCCF编委、YOCSEF主席（2011~2012年度）。清华大学教授，兼任青海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并行计算的编程模型、并行化编译和应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