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一个海外理事眼中的CCF | CCF创建60周年文集-16

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前身是中国电子学会的电子计算机专委会，成立于1962年6月。那时计算机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还处于蛮荒阶段，没有哪个国家或公司拥有任何计算机的核心技术。具体来说，没有统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指令集，没有成型的操作系统，没有关系数据库的概念，更没有计算机芯片和微处理器，没人听说过DRAM和cache，甚至在计算机发源地的美国，连一个计算机系都找不到。（注：美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系于1962年10月在普渡大学建立）。六十年后，我们首先要感谢第一届专委会的22位委员，向他们为中国计算机事业所做的开拓和奠基性的工作致敬。不幸的是，几年之后，在中国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8，计算机专委会被取消。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地将这场“革命”定义为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活动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才全面展开。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提及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我感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失去了客观的认知。1966年以后二十年，也是计算机领域腾飞的关键阶段，今天的核心技术和计算生态环境大多都是在那个二十年打下的基础，但由于以上提到的历史原因，我们失掉了参与的机会。

我参加CCF活动是在2004年以后的事。这一年，学会换届了。这应当是一件很常规的事，但上任后的两位领导对计算机学会做了全面的改革，他们是理事长李国杰和秘书长杜子德，他们的改革目的是要将学会从国内“单位”的体制中分离出来。一个标准的单位领导主要是对上级领导负责，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后，就会有晋升的机会。我的观察是李老师和子德似乎没有上级领导，他们所负责的是每一位学会的会员，而且还要接受他们的监督，他们要不断地保持凝聚力来吸引越来越多的会员加入学会。在单位里用行政手段可以做的事，在学会是行不通的，因为只有当会员们真正感到这个平台的价值以及所带来的机会时，他们才加入，也乐意服务于学会。这样，学会就可以不断发展和壮大。根据我这些年参加学会活动的经历，我想总结一下2004年后学会所做的几件奠基性的大事以及后期的影响。

建立民主选举的机制

我将这一项放在第一位，因为组织结构决定了一个团体的核心价值、文化和追求。通过选举上任的领导必须对选民负责并接受他们的监督，也没有终身制，这样的组织机构，真是难能可贵。我旁观过几次学会的高层领导、常务理事会、理事会的选举活动，每次都感到了它的庄严和神圣。一人一票的选举过程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动量和冲力，它代表着民意，并将愿意为选民服务的优秀人才选到领导位置上。我所看到的理事长选举，一般有三个候选人，候选人向四百名会员代表阐述自己如何为学会、为会员而服务的承诺和计划，最后由会员代表匿名投票，投票后当场公开点票并公布结果。我自己也参加了2016年大数据专委会领导的选举，深有感触，被选上的领导和被任命的领导是有本质的不同。计算机学会的这一民主机制保证了学会事业的传承和领导层的有序换届。会员代表对理事长、秘书长、理事会四年的工作给予打分，学会《理事会条例》还对常务理事出席会议和任务的完成有明确的要求，连续两次不参加会议就自动离职，不能由他人代替开会，请假也不予批准。这一规定有效地将常务理事会从一个 “荣誉”机构变成了一个为学会服务的机构。

民主的机制建成后，追求公正的原则逐渐成了学会的主流文化，工作氛围也充满了活力。除了专业活动以外，学会还组织了很多有关国家科技与教育管理和政策的研讨会。YOCSEF是CCF中最活跃的一个系列活动，我参加过很多次活动，参会者大多是激情澎湃的中青年学者，讨论会的气氛严肃而热烈。很多发言的内容非常客观，还尖锐地点到问题的本质，让我很有受益。2015年初，学会公开发表了对国家级科技奖励制度的意见，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2016年初科技部发布的《国家技术奖励条例》中采纳了学会的意见，学会的建言起到了影响国家科技政策的作用。

丰富的学会活动

学会成立了很多专委会，并放权让每个专委会按照自己专业的规律运行和运营。我参加过几个专委会的年会，包括高性能计算、数据库、大数据、系统软件、存储技术和体系结构，每一次参会，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中，学会最隆重的事件应当是中国计算机大会CNCC，2019年，这个大会的参加人数已达八千多人了。这个大会已成为有国际影响的活动，国内外顶级的计算机专家应邀参会，研讨和发布计算机发展的最新动向和进展以及对未来的预测。

除了YOCSEF和CNCC，还值得一提的是创建了38年的信息学奥林匹克NOI。通过这个平台，很多的计算机业界的出色人才在早期被选拔出来。此外，学会总部组织的系列活动还有ADL（学科前沿讲习班，我也参加过讲课），CCD（计算机课程导教班），CSP（软件能力认证），CCSP（计算机系统和程序设计大赛），CTO Club，TF（技术前线），启智会（学会全额资助），龙星计划（由徐志伟和我组织的面向研究生的暑期讲习班）等等。这些活动覆盖了方方面面的人群。由于计算机学会的活动品质都很高，因此能通过门票和企业赞助获得相应的经费。

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CCF的影响力和高度的公信力，它建立了一个企业基金，就是企业把课题基金给CCF，同时把科研课题给CCF，由CCF发向学术界，这样就搭起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产学合作平台。现在，腾讯、百度、蚂蚁金服、绿盟、华为等大企业，都纷纷与CCF合作设立企业科研基金。

建立有效的经营机制

一个高质量的学术团体必须有充足的经费的支持。计算机学会是独立运营的，会员的会费只占学会运营经费中的很少一部分（不到8%），大多数的经费来自活动收入和企业赞助，这就保障了学会有充足的资金为会员和业界服务，还能从事更多的公益活动。

对大多数社团而言，资金短缺是个常态，但计算机学会的财政状况很健康。这是因为有吸引公众、有价值的活动，再加上有很好的商业模式。除了公益活动外（如吕梁扶贫、龙星计划、走进高校等），学会的活动从不免费，为什么？我不止一次听子德说，免费的活动不易保持主办方和参加方的质量。因为任何活动都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来保证它的可持续性，另外，付费的参与者一定是有需求的。对学会的组织者来说，这也是获取参加者需求信息的一个好机会， 从而进一步调整活动的范围。  

广泛的国际交流

CCF和世界上主要同行学会，如ACM和IEEE，都有密切的合作和经常性的交流，互相邀请演讲嘉宾，互相邀请在会刊上发表文章等，从2020年起，它还和ACM联合设立了“人工智能奖”。学会还和周边国家计算机学会保持合作，包括日本的IPSJ和韩国的KIISE。由于学会的治理架构和运行机制非常独特，发展又快，这些学会都邀请学会的领导去他们的大会或理事会做特邀报告，时任秘书长的子德就在ACM理事会上介绍过CCF，在IEEE CS理事会上作特邀报告，在日本的IPSJ的年会上也作过特邀报告。学会和这些国际上同类社团深入广泛的交流使CCF迅速地融入了世界主流的计算机的组织行列，从而也扩大了自己的国际影响。

结束语

CCF所建立的平台，吸引了国内最优秀的专业人士。有了这一重要的人才资源，学会不断地进步和壮大。我认为，2004年后对学会机制的改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有幸参加了很多学会的活动，在这里一并向工作过的同事们表示感谢。在这个名单里有老师辈的学者，也有同辈的同事们，更有年轻的同行们（排名不分先后）：陈国良、李国杰、王珊、郑纬民、陈道蓄、赵沁平、钱德沛、周兴社、杜子德、高文、徐志伟、李晓明、陈左宁、侯紫峰、王晓阳、臧根林、陈熙霖、史元春、朱文武、廖湘科、梅宏、徐晓飞、过敏意、周明、唐卫清、舒继武、臧斌宇、孙凝晖、章文嵩、潘柱廷、张云泉、杜小勇、芮勇、金海、冯丹、胡事民、肖侬、卢宇彤、陈文光、冯圣中、程学旗、彭绍亮、韩银和、武永卫、周志华、范东睿、孙晓明、唐杰、陈海波、王涛、於志文、谢涛，还有很多同仁。

张晓东

CCF海外理事，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曾任首届CCF奖励委员会委员，多次应邀担任奖项评审专家。先后担任CNCC程序委员会主席、中国大数据技术大会主席、CCF大数据专委副主任、CCF会刊《计算机科学技术学报》的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