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19号令——能否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中国科研界向来不缺新闻，遗憾的是负面居多。最近几年频频被“卡脖子”、年进口额几千亿美金的芯片，总让人想起2006年爆出的“汉芯”造假事件；贺建奎冒天下之大不韪搞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轰动全球，甚至让一些海外学子也连带遭受白眼；腐败和举报不时见诸报道，而来自中国的论文造假，几乎成了Pubpeer等国际打假专业户的工作重点。

种种科研不端行为的背后，有指挥棒的因素、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原因，也有科研人员自身科学素养等多方面的因素。国家并不是坐视不管，2006年科技部就颁布了11号令《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各相关机构也都在加强管理。然而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很多措施总难免在下有对策中沦为摆设。不均衡的资助流向导致一座座“山头”，可是产出却并没有跟经费成正比；另一方面一顶顶的“帽子”、一项项“硬指标”压弯了青年研究人员的腰，让“青椒”们看不到出头之日，谈何创新。

然而国际形势不会等我们慢慢演化出良好的科研生态。美国容不得第二个强国，科技、贸易、外交百般打压，新冠疫情下更是变本加厉对我国极限施压，动辄出拳禁运、制裁。全球化东风中跟随研究的习惯做法，不仅不能满足我们自主创新的需求，更是面临别人断路的局面。形势紧迫，除了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科研生态治理也迫在眉睫。

这样的背景下，科技部于7月31日正式发布19号令，也就是2019年10月出台征求意见稿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自然备受瞩目。

8月9日，一直以来推动树立中国科学精神、为科研规范和生态呐喊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在北京智源研究院举办特别论坛“科技部19条令——科研乱象的解毒剂还是止痛药？”，邀请业内资深人士和青年科学家、企业界人士围绕19号令展开讨论。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原理事长、现名誉理事长李国杰做了题为《对科技违规行为的严肃处理和对科技探索的宽容》的发言，ACM/IEEE Fellow、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CCF海外理事张晓东教授从体制和文化角度对科研相关问题的根源进行了剖析，而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CCF会士黄铁军做了题为《管好科研经费这头猛虎》的发言。

李国杰院士认为：相比科技部11号令，19号令覆盖更全面，处罚对象扩大到实施单位、咨询评审专家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违规行为详细列出了几十条；处理措施更明确，从约谈到取消资格分成十类，强调合理区分，做到宽严相济；也明确了申述救济途径。总的来讲，19号令增加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有了明文规定，托人打招呼的风气应当有所收敛，科技界的风气会进一步好转。

他强调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做科研，良好的学风主要还是靠引导，而不是管出来的。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外界应尽量少打扰科研工作者。他提到：“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想获得奇葩的果实，就要不拘一格地‘广种’，充分信任和包容，突破现有思维边界，我称之为‘广种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现在申请课题的目标之外。”李国杰解释，技术变化很快，三年之后原来设想的技术途径走不通是常见的事，调整目标和技术途径是正常的决策。如果过于看重签订课题任务书时的要求，刻舟求剑，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总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科技是否真的上去了就难说了。”

对国内外学术界都有深入了解的张晓东教授指出，目前“违规”的规模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不“违规”就会受到不公平待遇。“现在打招呼已经等同于游说。”

而之所以如此，他认为主要来自科研管理体制和文化两方面原因。就体制而言，科研资源的分配和各种奖项及人才计划紧密相关，获奖和科研项目关系到科研人员及单位的切身利益。从文化上来讲，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情和关系往往高于制度的规定。评价和评审过程中必然产生不确定性、不严格性和不公平性。

“科研项目和经费只是工作的‘燃料’，不是结果。但我们太看重它们了，它们几乎成了科研的一切。这也许是‘违规’的一个原因。”张晓东说。

黄铁军教授对于科研经费的思考和张晓东教授有共通之处，他认为科研生态要风清气正，首先要理清内在逻辑。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科研产出投入比高才表明科研水平高，同样的科技产出，消耗的经费应该越少越好。然而现实中很多机构和人员把科研项目多、经费多和科研水平高、能力强划等号，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因此争抢更多项目和经费，这是“打招呼”和“走关系”等不正之风的重要源头。

他提出要明确科研经费的责任，首先要把科技项目分类管理：自由探索项目和目标导向项目，两者的管理方式和责任主体完全不同。自由探索类项目是原始创新的主要来源，要发挥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评审专家和管理部门应该尽量少干预，因此，这类项目经费的责任主体是科研人员，科研管理的任务是优秀科研人员的遴选和动态淘汰。

另一类是目标导向项目，需要从国家和行业需求出发，确定明确的目标和指标，设立的项目是否有价值，责任在管理部门和专家组，管理采用类似企业合同的方式约定和执行，通过竞争方式择优选择科研团队。

同时，黄铁军也提出，在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看承担的项目多少和经费总量，而要看完成项目的过程和成效。对自由探索项目，需要说清楚为什么成功或失败；对目标导向类项目，要说清楚完成情况，包括是否有“差评”。这样，就有望遏制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盲目争抢科研经费的歪风，培养对科研经费这种公共资源的敬畏之心，树立科研经费“够用就好，多占为耻，浪费违规，滥用违法”的良好风气。

论坛吸引了科研管理机构人员，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界研究和管理人员，以及媒体人士现场参与，线上参会人员接近两百。参会人员就“所谓科研乱象，是真的病入膏肓，还是发展阶段而已？”“19号令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如何落地实施？”“19号令是治标还是治本？如何标本兼治？”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尽管有参会人员对一些具体的科研不端行为痛心疾首，认为科研乱象已“病入膏肓”。但更多参会者还是以比较积极前瞻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科技领域有各种问题，主要是我们时间积累不够，我们真正大规模搞科研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发展，靠改革。”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认为，科技部出台这样一个文件，至少给大家一个警醒的作用。“我们现在的科研管理从制定政策上，目标管理还是过程管理没有分清楚；另外还要区分科研经费的法律属性是什么，是靠合同法来处理，还是靠行政法来处理，要区分好。”

北京大学研究员袁晓如认为中国科研界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认同李国杰院士的看法——在整个社会中科技界应该不是最肮脏的地方。现在媒体发达，很多声音被放大了，要考虑社会环境，避免对19号令的过度解读导致科研圈污名化。

清华大学唐杰教授引述美国兰德公司在AI方面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AI研究还是有进步、有竞争力的，要看到19号令中财务等积极的方面，结果导向，最终做成事。

在可操作性和落地实施方面，北京大学谢涛教授对比了美国的情形，认为结果导向、重视人才是关键，不能有钱没人。同时他介绍了美国在科研人员支撑方面的成功先例，他认为不能要求科研人员全能，否则会导致无法作为。北京大学袁晓如等参会人员也认同项目管理、辅助人员等支撑非常必要。

CCF YOCSEF现任主席、清华大学副教授崔鹏等与会者则对比酒驾治理，提出对这类落地难度和惯性极大的问题，要从管理责任、事先告知和教育等方面着眼，从某一个点划出界线，作为严格管理的起点。

黄铁军教授认为改革正在路上，政府、科研团体和个人都要思考更好的做法，践行和发声，不仅科研乱象治标、治本是有希望的，还有希望从科研口切入，建设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CCF YOCSEF总部AC黄婷婷等与会人员也从“情”“理”“法”区分治理、区分红线黄线等角度探讨了科研乱象治标和治本的问题。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林俊宇认为国家应建立科研诚信体系，包括负面清单制度，一处违规，处处受限，应该是治本的解决方案。

论坛的三个思辨议题在现场和在线参会者中间激发出了许多声音和深刻的思考。不止一位参会者写了长篇的看法发给组织者，甚至有参会者把建议整理成文发到组织者的邮箱。

科技部19号令所针对的科研不端问题，乃至更宽泛的科学精神问题，关乎所有科研工作者的安身立命和工作价值，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国家科技能否大踏步前进，是否能打破隔三岔五被“卡脖子”的现状。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研体制层面的改革和文化层面的改变与建设。CCF YOCSEF后续将围绕中文期刊的作用和评价以及科学精神本身举办论坛，并将持续就科研规范、科研诚信等相关问题发声并诉诸行动，推动中国科学精神的树立，促进中国科技健康发展。

论坛执行主席：包云岗

简介：CCF YOCSEF学术委员会委员，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进计算机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专栏主编，中国开放指令生态(RISC-V)联盟秘书长。

论坛执行主席：李文珏

简介：CCF YOCSEF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中科创星投资总监，负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向早期科技投资。累积投资金额数亿元人民币，已投项目涉及的技术包括知识图谱、NLP、情感计算、多模态识别、数据库等。对科技成果产业化有深刻认识。

论坛在线主席：贺瑞君

简介：CCF YOCSEF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民邮电出版社/CRC Press联合出版中心主管编辑，负责信息类原创学术图书出版，兼任中科院数学院科普刊《系统与控制纵横》编辑。